我们所熟知的“完璧归赵”的故事,选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个故事叙事简洁,却又波谲云诡;她只描述了历史的剪影,却又风云激荡。

由“完璧归赵”延展开来的“渑池会盟”、“将相和”等一连串大镜,它们本质上是一场标明了“偶像派禁演”的戏剧,是一场只由众多聪明人、演技派出演的历史电影,此中没有哪个演员单靠颜值和名气荣登舞台。主演们一直卖力,既能大开大合,又能收放自如;而就连一众小角色——传阅和氏璧的臣仆、女侍,伪装身份替蔺相如冒死还璧的仆人,执笔记录秦王赵王行为的两国史官——他们都能丢掉包袱、珍惜机会、拒绝替身。可以说,大荧幕上的所有情节都未曾让人出戏。

在此分享一下这出大戏背后的诸多细节,以供后鉴。

1,秦王不是输家。

论定一场斗争的输赢,不能只看过程如何曲折,风评如何直白,还要看斗争双方之目的是否达成,结果是否符合预期。扯远点,如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出戏并不是悲剧,两个对立的家族最终妥协,放弃斗争改为共存,这种结果达成或超出了男女主人公的预估目标——作为正剧,别先入为主地去看待过程,过程给人的喜悦感毕竟短暂,看官们得有允许事物在曲折之中发展的觉悟。“完璧归赵”这出正剧,秦王并没有输。

被横空抛出的“十五城易璧”之许诺本身就是演技派秦王给所有人画的一张大饼,它既能讨母亲芈月宣太后的欢心,又能让秦王在群臣中树立“弃利存孝”的道义标杆,还可以借机让秦国的朝堂大员们试探出赵国君臣的态度——至少看清楚赵国在重利诱惑下的团体载负能力。

古时,城池资源都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有了城池才有人口、耕地、统治范围,才有生产力及战斗力的延续;反过来说,在古代,生产及战斗的持续就是为了争夺城池控制权。

历来,给予别国城池,要么是一国军事外交失意,不得不割;要么是一国为了获得与国力尽可能匹配的重利,不得不献。以秦王为代表的秦国政治集团将和氏璧作为预估利益,该利益的体量与城池资源作为交换筹码是毫不对等的,也就是说,和氏璧与十五城交换的可能为零。

和氏璧没有十五座城池值钱,是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秦王不一定绝顶聪明,但绝对不愚蠢。

秦王对和氏璧本身并不重视,比如秦国上下并没有对赵使做出与礼相配的接待仪式,更有甚者,让这件绝世珍宝在妃子及宦官间竞相传阅、把玩;秦王在整个览玉的过程中,不复“虎狼之君”的狠态,面对蔺相如的软硬兼施——甚至可说是极度过分的举动,未能采取训诫、惩治;且秦王对蔺相如提出的各种以拖延为目的的要求,都能一并满足……秦王在最终得知无法获得和氏璧的情况下,也没有过多在意,反而表现出一副成竹在胸、乐得如此的样子。秦王对蔺相如的态度是,允许你演,因为我也在演。

群臣的诧异、蔺相如的愤慨、故事未提及的芈月的婉拒,种种这般都是神助攻,它们为秦王搭建了送礼不成——面子不保——其心可鉴——顺坡而下的台阶,秦王不仅赢得了重视道义的名声,且给各方面势力以满意的交待,又转移了权力斗争的矛盾指向:将与宣太后争权变为母子赤诚一心,有效缓解了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又把麻烦制造者的角色给了蔺相如背后的赵国,更试探出了赵国对秦国“虽畏而战”的态度。秦国这辆巨型战车填好炮弹,找到了下一个对手,锁定了远期的战争目标,明确了“远交近攻”的必要。

“完璧归赵”中的秦王集团,演出了一场看似纷乱且一无所得的闹剧,实际上这些“影帝”却未损耗一兵一卒而达到了制衡朝局的目的。说句玩笑话,蔺相如抱着和氏璧以撞柱相施压时,秦王可能更担心的是蔺相如这位赵国使者的性命而不是区区和氏璧。蔺相如一旦有事,等于秦王在追逐心理预期目标的过程中扩大了冲突,等同于外交场合出现了“非受迫性失误”,那样就将得不偿失、功亏一篑。

秦王能放任蔺相如在自己面前“大胆飙戏”、争当“影帝”,最主要原因是忌惮赵王、赵国的实力,而不是畏惧区区蔺相如。扫清六国是秦国的根本意图,秦对赵的敌意与作战动机,不是多少块和氏璧、多少次外交谈判能化解的,秦王真正求胜的舞台属于战场。秦王的收获是,和氏璧风波中蔺相如所代表的赵国士大夫表现出的刚毅、抗争之态,打破了秦王想要避免硬碰硬,或想要直到最后时刻才以赵为敌的幻想,同时也激起了秦王对“三晋”(韩、赵、魏)长久以来阻挡秦国进军中原的万丈愤恨。从此以后,秦王手握鼠标,框中了赵国的名字,将赵国从写着“燕”、“齐”“赵”的“远交”的名单中“剪切——粘贴”到了“近攻”这一文件夹中。

赵国没有采取像某些国家那样卑躬屈膝的姿态,这显然不能让秦王对赵国的忌惮心理得到解除,秦王的态度是必须让这场卖力的演出所产生的澎湃怒火尽快在战场上宣泄迸发。随后两年之中,两国的万人斩首大行动与和氏璧关联已经不大,与蔺相如本人更没有丝毫瓜葛。司马迁随即写道:“其后秦伐赵,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

2,天道酬勤为有上限,天道酬精为无限。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留给众多有准备的人里最优秀的那个。

很多人会认为人生得遇贵人,那才是鲤鱼跃龙门的机会,如同蔺相如被推举,继而得到赵王的赏识。

在赵国门主众多的门客中,蔺相如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最优秀的那个,这就说明命运的受益者要以硬实力始终做好迎接机会的准备,真正懂得在背光处生存的人都应该似毛遂、蔺相如这般长年默默无闻然而只需刹那间就能闪亮整片夜空。蔺相如只有众里占优,只有藏器待时,只有随机而动,才能有这次被推举、当国使的机会。

蔺相如的优秀还体现在懂得回报信任,敢于把握机会。

众人畏秦如虎,莫敢出使——正是当艰险到达一定程度,迫使众人都无力应对挑战时,才是到了让自己成为强者、屹立潮头的时候。华夏民族的精气源源不绝的根本原因,无关风月,无关水土,无关强悍,其根本原因就是每每在关键时刻,有人敢于接受难题,敢于冲锋陷阵。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为国为民不惜命的尚武精神,无论何时都需要有人承继。

存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勇敢不分文武,胜利不重多寡。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3,蔺相如有错又断然无错。

有人看到,蔺相如总能为自己的决定找到合适的借口,哪怕食言,哪怕否定自我。

秦王礼仪不合在先,但秦王自知理亏,对蔺相如提的条件一一应允;蔺相如自断信义在后:疑神疑鬼,违背承诺,使诈毁约,暗中还璧,单方断盟。

事实上,此次外交局面正是因为蔺相如的种种行为而中断,蔺相如“成功”把理亏的一方变成了自己。

可以看到初涉外交场合的蔺相如并不成熟,但从不同角度思考,“完璧归赵”又是万般无奈之举。

假设,蔺相如抱璧一同逃跑,那将是赵国造成的重大原则性外交失误,其严重程度,远不是后来只让秦国错失和氏璧这样简单的外交失礼所能比;

再假设,如果他把和氏璧给了秦王,参看文章第一条关于秦王立场的分析,可以断定,秦王必然拿和氏璧讨好芈月,平衡了各种势力的冲突,彰显了自己的王威,而又断然不会真的傻到向赵国交出十五座城。秦王扩大了自己的利益预期,再随意找个借口打发走蔺相如,这等美事之于秦国可谓是大获全胜,而秦赵往后的矛盾及战争依然无法避免——那样做,赵国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继续假设,蔺相如打死不给,就这么耗下去,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秦王夺玉、蔺相如或生或死——死能接受,起码“因公殉职”;若生呢?那之于蔺相如,将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愧对赵国上下,愧对赵王之提拔,愧对门主之推荐,愧对自己之职责。

和氏璧不能给,不能毁,自然就只有偷运归赵这唯一的方法,只不过付出的可能是自己的生命,以及自己对外交承诺的践踏,但这一切违心之举相较于国家利益,每个自诩铁肩忠胆的士大夫都会觉得微不足道。可以说,蔺相如是拿毕生智慧和胆识在拼争,就让“宁许以负秦曲”变成“莫许以负己曲”吧!如同兵家常说的“兵者诡道”、“兵不厌诈”,外交领域的争竞不亚于一场战争,只要不触犯大原则问题,只要不扩大本可避免的冲突,那么尔虞我诈、虚与委蛇就是常态;趋利避害、前后不一那更是无可厚非。

或许由赵首先毁约致使外交仪式不欢而散,这在当时不是最好的决定,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蔺相如力争“完璧归赵”这一结果,它的积极意义也非同小可:蔺相如既彰显了赵国的气节,又给当时的“合纵国”带来了抗秦不屈的范式,继而为若干年后“合纵国”真正聚力讨伐起到了积极的启示,更为六国上下敢于反对“暴秦”压迫的精神柴火贡献了一些烈油。

从远处说,国家利益的诉求才是外交领域的根本;从近处说,蔺相如智勇双全的外交手段也是使事态不彻底失控的典范。国家运途交付给这样的蔺相如,实乃赵国之幸!

蔺相如有穷且益坚之气,怀取舍有道之虑,其人成功不是偶然,如同小草懂得在巨石荫蔽下如何求得夹缝中的生长——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机会留给用信心及耐心去准备的人。

4,简单说说矛盾的纠结点,那块和氏璧。

和氏璧,传说于楚地某大山之中,一块大石通体发光,引得凤凰栖身,楚人卞和断定石中有玉,众人不信其言。

作为中国最早的“赌石”大家,卞和没有适可而止,而是偏执到底,终生与此石“死磕”。他及子孙历经几任君王,以“转让”此石进而获得君王赏识为最高理想。然而,其家族成员都因“献石欺君”的罪过而遭受刑罚,族中多人被削去双脚。后来,楚文王看到卞和哭瞎的双眼边居然还有泪水,于是好奇心终于战胜了无知,给了卞和证明忠心的机会。

破石之刻,天地辉煌。

卞和子孙在守候和氏璧曝光的漫长阶段,全程拥有对这块石头的发现权、开采权、保管权,却没有转让权乃至赠与权,期间卞和本人还失去了肢体、双眼的使用权,最后连想拥有一点奉献权都显得那么奢侈。活脱脱一出惨烈版的《愚公移山》。

和氏璧呈现于世的故事,除了歌颂着劳动人民的一腔热忱之外,还有什么?

故事里有卞和代表着的民众之执着,带一点愚昧,为了君王的认可,不在意生命的存亡;有下层人民的血泪,只要封建统治者加以指引,不管这种指引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民众都能撸起袖子干,不达目标不罢休,直到历史给出答案。这层意义简单体会,如同驴子奔跑时永远吃不到主人摇晃着的草穗。封建君王是骑驴的人,封建民众是那头驴子,有希望得到然后永远追逐的封建忠君思想就是那草穗。

和氏璧从诞生以来,确实是帝王管理社稷的重器,是帝王操纵思想的工具,不过她的作用仅仅是形式上的、意义上的,不是实际上的,但那是封建社会,有形式和意义,才会有实际。

后有人说,和氏璧卦象属“乾”,是头一挂。“乾”为天,天赐之宝,遇水而出,水为阴;天子为龙为阳,以和氏璧的“阴柔”,可以助补帝王的“刚猛”。

依我看,和氏璧属“阴”不假:凤凰,玉,楚国的地理位置,沾过人血——这些组成了至阴之象,但其出世种种,简直过于阴猛;君王属“阳”,无论怎样讲也都不错,但此阴阳二方,更多是精神上的互补。如果和氏璧代表着上天对大地的祝福,那和氏璧并不能加强、拓展王权的刚猛、雄壮,可参考后来的汉献帝董卓孙坚袁术先后拥有和氏璧之后的结局;她真正的意义是时刻提醒君王调和、制衡、怜悯、端柔。从这层意义上讲,赵国倘若将和氏璧真正献给秦国君主,也许真的会有那么一丝丝止杀的意味,当然,这层意义也只存在于理想中。

5,因一块和氏璧敢于触怒秦国的赵国,也是当时唯一能对抗秦国的赵国,为何没能统一天下?

一是地利因素,这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各项事务(齐燕冲突,齐楚争权,“三晋”之间的冲突,乃至北边的匈奴压迫),赵国通通无法置身事外。地理位置优越,反而受制太多,她既无法像南边的楚国那样根据时事变化而多次迁都,也无法从中抽离出来单独灭哪个大国——她去攻打谁,周围的国家别说默许,不抄她后路就不错了!战国有记载的赵国灭亡别国的行动,大概只有中山国,这还是因为中山国君主有戎狄血脉,被中原排斥,且赵国为此付出了大量的财富代价,单单安抚周边国家的经济付出就极大拉低了战争成果;更夸张的是,灭亡一个中山国,赵国居然为此反复准备了数十年的战争力量——不做百倍准备,战争成果就会被中原各国瓜分,就没办法独享中山国的土地资源。

二是外交没有突破,发力不均。战国前期,赵国的外交与军事一样,都采取相对的守势,尤其是外交,与他国交往先看重亲疏远近,而非秦国那样单看国家利益来大胆定策。赵国国力有限,却将大量心思花在维系“三晋”关系上,自然就会忽视在其余各国间周旋、求利的举动。

除了受各国牵制的客观因素外,战略目的模糊,瞻前顾后,缺乏秦国“远交近攻”那样的大方针指引,确是赵国无法突破各国封锁的主观因素。

三是改革太偏重军事。秦、齐、魏等国历来都有变法,其间涉及改革兵制、农耕、法制、经济、吏治、经济乃至既得利益者的资源分配等问题;而赵国除武灵王在“胡服骑射”时期对军事、内政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余君主在军事以外的改革均乏善可陈。改革不利,内弊不除,导致国家机器的运转未能配合军事上的突进。

军事斗争就是综合国力的斗争。军事以外的方面不改革,战端一启,不健全的体制就会显露更大弊端,最终,种种弊端会形成抗力,不断拖累军事。

四是缺乏“合纵国盟主”的诉求。赵国早就应该将“盟主制度”搬上舞台来对抗秦国,可到了战国末期秦国强盛、六国不得不采取守势时,赵国才如梦方醒,虽然此时可将领袖头衔紧紧抓在手中,但显然功力减半,再无盛名。

实力相对强盛的赵国“不牵头”只是赵国的损失,别国“不配合”也确实是别国的算计。互不信任——表面和谐——只求自保——落井下石——互不信任,能人辈出的六国用几百年的不懈“努力”,共同布置了一个谁也无法解开的结界,显然赵国不是解开结界的奇迹缔造者,她道不明,也走不出。

历史或许有巧合,但成功与失败绝没有偶然。

长期以来,六国养虎为患,混斗不堪,最终导致“攻守之势异也”。后知后觉的团结如同用口水浇灭燃烧森林的烈火那般无补于事。

整体来说,只要未到自身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六国谁也不肯接受统一领导与调度。之前六国联军多次攻打函谷关,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包括赵国在内,更多的是保持观望,大家都想成为黄雀,谁也不想成为螳螂;更有甚者,还想撇清干系、讨好秦国。不客气说一句,六国战斗的决心、攻伐的力度都视秦国抵抗程度来决定。

没有推举出地位稳固、权力匹配的领导国,这是“合纵”策略最大的败端,到了某些时段,甚至大家熟知的、并未具备深厚军事领导能力的“战国四公子”都能取代六国国君及军事将领,控制六国联盟的领导权——可见六国的团结只是一纸虚文。此刻,我想起了三个和尚反而没水喝的故事。

不管外因如何,主观上看,赵国没有通过外交及战争手段将别国培育成一心听令的加盟国,这是赵国没能宏扩中原、广图天下的众多原因中,最让人惋惜的地方,因为这不仅是赵国自己的失败,更是“合纵”的失败。

6,古人看重脸面远非今人能比。

渑池会盟这出戏,秦赵两方的演技又迈入了新的境界。在此之前,赵国在战场上暂处被动,但秦赵双方都明白不可能顷刻间吞并了对方,所以双方还是各自盘算着尽快从战争中抽身,好去对付彼此更棘手的对手;再者说,会谈的餐桌上,双方都有君王以及一干文武近在咫尺,这样的舞台,彼此间的试探、示威应该会多一些,而再多的剑拔弩张也都是做做样子,于是,秦王内心又燃起了当“影帝”的宏愿。

显然,秦王又要失望了。这回,跟他演“对手戏”、挫其脸面的依然是蔺相如。

初次与秦王过招的蔺相如,孤身犯险,虽有“浮夸”,但也累积了“表演”上的经验;再度相逢,蔺相如有了赵王及一干文武在身边摇动“荧光棒”,享受到了“咱上面有人”的豪横,他又岂能错过大胆“飙戏”的欢娱?谁在“演艺生涯”中能拒绝“赢”呢?我好像脑补出蔺相如内心的“演艺细胞”奔涌而出——那个姓嬴的,我要赢你!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秦王使计捉弄赵王鼓瑟,并叫人记录在史册;蔺相如就用“同归于尽”的威压迫使秦王为赵王击,同样叫人记录在史册。

很多人觉得这出戏明显带有小尴尬、小窘迫,更多体现的是艺术的加工:秦王宏图大略,只是碍于外交场合的约束,不得不用走走过场的形式来回应蔺相如的“逼迫”。

我倒觉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们面对相似的困局,第二次的惧怕,有时比第一次强烈;第一次是情绪问题,第二次是心理问题。

秦王这回是真的害怕,因为蔺相如一直在“进化”。

之前蔺相如他只是拿自己捧玉撞柱来施压,欲伤害的对象是和氏璧与蔺相如自己,秦王自然不必有“怜香惜玉”的冲动;而这次是蔺相如手举瓦器,欲伤害的是秦王——面对生命危险,秦王凡胎肉体,怎能不惧?

蔺相如:秦王啊,咱们也算“一回生,二回熟”,你快来赌我敢不敢?

这就好像拨动骰子押大小,第一回的赌资是筹码,一个人押了“大”,安稳过关;第二回的赌资是命,那他还会毫不犹豫、一无所惧去再押一次“大”么?

之前“完璧归赵”,蔺相如一离开没多久,两国就兵戈大起,可以看出,秦王对战争是真的不怕。秦军献死力攻击,为自己建立军功自不必说,为秦王发泄怨气、找回脸面也是原因。可这回,秦赵两王共聚同一舞台,秦王要是动起手来有个损失,阴沟翻船不说,就说在外交场合承受血光之灾,那么战端必然再开!那不说失去了此次谈判的意义,更悲催的是减少了稳控朝堂的能力——虽说秦军会以血还血,但那样“憋屈”的“复仇”好像不是特别“给力”吧,况且,那样又等于拿我秦王宝贵的鲜血,成就了蔺相如这厮的无畏。

在自己的朝堂上被别国使臣“蔑视”,没有享受到国君高高在上的尊荣,也没有得到绝世之宝,没有完成当着群臣面许的承诺,丢人丢到家门口,这通通能忍;但在赵国国君面前不能拔高自己,丢人丢到外边,这是断不能忍,今后面子必须捡回来,嗯,对!可是现在,我不让蔺相如这宵小之辈害了我,不做那样的傻帽!

秦王:唉,安全第一,让你这厮再占一次便宜吧!再说了,彼此的战争时机多着呢,不急于一时……

脑补了蔺相如与秦王的独白,我们再深入去想,如果不是秦王默许史官将了赵王一军,为夺面子,如果不是蔺相如为赵王挣面子,这次谈判还真的算不上战国史中多么重要的会谈。

这次事件真的激怒了秦王。面子的损失,加剧了彼此的敌意,为两国后期更大规模的战争埋下伏笔。

甩面子,护面子,挣面子,都是心理惯性,都是文化属性,不管是个体还是集体,作为心理及文化的从属,为了面子问题引发战争,偶然也必然,特洛伊如此,春秋战国有时也如此。

替君王找回了面子,蔺相如一下子被提拔到胜过廉颇的官位——赵王的演技仿佛有些“浮夸”,但细想几个关键词,君权,臣子,脸面,忠心,敌国……所以这一切又都是自然而然。

7,渑池会盟的重要性。

秦赵通过交兵、谈判,深知对方不容易被击垮,战事拖久太伤锐气,于是各自调转战争矛头,去寻找各自下一个攻击的目标。渑池会盟使秦赵双方重视彼此,开启了两国长时间的拉锯战。

8,赵王提拔人才的果决。

赵人多慷慨,赵王亦如此。蔺相如因为“完璧归赵”的表现,就被任命为丞相;因为“渑池会盟”的惊艳,又超过了廉颇的官位。很多人惊掉了下巴,这简直是火箭般地蹿升。其实从战国起,每代赵王都有破格选才的记载,蔺相如之后也有人只是把握了一两次机会就被破格任用。

我们听过“不拘一格降人才”,但鲜有听闻力排众议用人才。逮着机会就把人才往高位推,这就是历代赵国君王的气度,这就是赵国臣子博取的升迁方式,上下一心,跨步奋进。赵国在战国后期能成为抵挡秦国的主力,从赵王对人才的提拔,可见一斑。

当然,飞速提拔人才,也是双刃剑,后来的赵括,就因没有足够的军功及能力,未受战场的考验,却被火速提拔为统帅,导致赵国在长平溃败,给赵国带来了一连串的祸事。

人才破格任用的事能多发生在赵国,一是因为燕赵多慷慨之士,如果慷慨之士被任用,

定然会肝脑涂地报答君王;二是举国上下都认同这种既能加强君威又能给人极大动力的用人

方式;三是追溯春秋,直至“三晋”,赵极苦寒,国道闭塞,条件艰苦,物产不丰,这种情况使得赵国历代君主为了留住人才和收拢人心,就得加倍花心思,久而久之,这种留住人才的愿望就转化为赵国施展君威的特有传统。

这类例子在别国也不少,齐桓公管仲秦穆公百里奚,屡屡有闻,但能把个例变成国家传统的,应该只有赵国。

9,门客之风也是一种人才选拔和培养方法。

其风之中固然夹杂着奢靡成灾、鱼龙混杂、不思进取之类的糟粕属性,但其精义在于群策群议,崇尚道义,将群体愿望与集体事业适度理想化,上不夺君权,下不愧己义。

察举、举孝廉、科举、建农功、立战功、九品中正制之外,我们早已忽视了这种古代选拔制度的意义,也没有多少人为其击鼓奏乐、高举大旗。很多人视“门客”为一份工作,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或者说其是一份主仆之间并没有多少情义的风潮——毕竟战国四公子的众多门客多在门主衰败之后作鸟兽散。

门客之风的正面意义,应受今人重视。我们只谈正面、积极、可行的一方面:

她不是“小作坊”,而是治国理政的园地。

她不是空谈误国,而是要求大多人献出良谋、付诸行动。

她能让人知道如何平衡个体道义与集体利益。

她能让人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亦有一得,进而在稳定的集体生活中,

弥补“智者”的不足之处,采纳“愚者”的灵光一现。

蔺相如也像当初推举他的门主一样,承继门客风气并从中多次获益,这固然说明了人不会从自己习惯的学习、成长方式中轻易脱离,然而,更说明了门客风潮迎合了当时各国的斗争形势,此风气本身也有很多优质潜力,亟待后世发掘。

一种风气,我们在抨击之余,应该多点“拿来主义”。

10,将相和,廉颇。

“负荆请罪”,众人都能看到的有两点,一是廉颇勇者直率,敢于认错;二是蔺相如为人大度,乐于接纳。

看不到的是内心的暗流。

廉颇集团通过一连串的试探,认清了对方所处的形势,评判了蔺相如所代表的新兴利益集团的地位,这稳固的地位不仅仅来源于蔺相如在赵王心中的位置,还有蔺相如集团特有的隐忍与气度。当对手拥有与自己比拼的可能,拥有对等的权位且不能将对手扳倒,——那就避免冲突,化敌为友。你不会看到老虎与狮子刻意去打架,即使打也是为了利益链条的分配——如果双方都能在森林里生存,那就共同捕猎,殊途同归。

战争与外交,人与人,集团与集团,没有绝对的朋友,也没有绝对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司马迁介绍二人时短短几笔:“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如果二者一直都是这般云泥之差,要构成竞争关系并且还能破“争”为“和”,那才是奇迹。

廉颇不是一介武夫,能跻身“战国四大名将”,没有点谋略,可能么?而且,他也有众多门客,也有人给他建言献策,敦促他做出符合集团利益的决定。有些孩童天真地认为“负荆请罪”是廉颇“输”给了蔺相如,那真是黄口之谈——七八十岁还能上战场的“人精”,未获利益就轻易认输,断无可能。

廉颇、蔺相如这两个名字代表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两个团体,就此来说,一个集团认错和取得另一个集团谅解,双方诉求的利益自然是相称的而非相反的。简单说,这么做要值得、要够得上——如果把蔺相如换作无根无凭之人,绝对没有“请罪”,更没必要“负荆”。历史大多时候,硬实力才是集团看重的决定因素,软实力只起辅助作用。廉颇“认罪”至少说明了几点:一,共谋出路;二,牵制对方;三,获信于王;四,稳定赵国;五,美名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