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翻译论坛》2017年第1期

转自:江苏省翻译协会

摘 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引领下,学界对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关注和研究不断升温。本文作者以读者意识为切入点,对《唐诗英韵》这一成功个案展开研究,以期为译者推动中国古典诗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考察发现:《唐诗英韵》作为中国本土学者向西方译介我国传统诗歌的滥觞之作,其在海外的成功传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蔡廷干在读者意识驱动下采取的翻译策略,集中体现在“译诗选择”、“诗体改造”、“文化增译”、“归化处理”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唐诗英韵》;蔡廷干;典籍英译;读者意识;古典诗集

自动草稿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中国文化战略的引领下,中国典籍英译在新世纪受到高度重视,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现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工程,成果丰硕:地位空前提高;队伍日益壮大;成果逐年增多(王宏, 2012: 10)。中国古典诗歌富含凝练的智慧形态、独特的审美志趣和深邃的内涵意蕴,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积淀,是华夏儿女对智慧和美感上下求索的见证,也因此成为典籍英译实践的重点和近年来国内翻译研究的重要一环(杨秀梅,包通法, 2009: 58)。《唐诗英韵》 (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是中国本土学者向西方译介我国传统诗歌的开创之举,该书出版后反响热烈,著名刊物《星期六文学评论》 (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刊出题为“中诗英译”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的书评,高度评价蔡廷干的译笔(Tai Jen, 1932: 316),又曾数次再版,而且至今仍为英美流行的唐诗译本,是汉诗英译的经典之作(叶霭云,2014: 46-47),值得翻译研究者的关注,遗憾的是,实际研究情况不容乐观。然而,这也为笔者研究《唐诗英韵》及其译者蔡廷干留出了更多的空间,提供了更大的推动力。《唐诗英韵》在海外的成功传播很大程度上源于蔡廷干的读者意识,本文作者将以读者意识为切入点,对该成功个案展开研究,探讨译者在读者意识驱动下采取的翻译策略,以期对中国古典诗歌和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有所启发。

1 蔡廷干和《唐诗英韵》

蔡廷干(1861-1935),字耀堂,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十三岁时,蔡通过官方选拔赴美留学,长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浸染。1881年,随其他所有留美学童一同应诏提前回国。归国后,时值晚清民初,他开始在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崭露头角。留美学习经历和归国后的外交工作,为蔡廷干积淀中西文化素养和提升中英语言能力做了铺垫,也为其翻译《唐诗英韵》创造了有益的条件。

其译作《唐诗英韵》于193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首部由中国本土译者完成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集。该诗集的翻译持续三十多年,其中部分译诗于1905年发表于《亚东杂志》 (the East Asia Magazine)(《亚东杂志》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 是上海北华捷报社 (North-China Herald) 发行的一种近代英文杂志,内容涵盖中国及亚东地区的政治制度、山川物产、文化风俗、文学风貌等各个方面,是西人认知中国和亚东地区的重要参考)。全书收录的122首诗歌作品中有39首五言绝句和83首七言绝句,涉及唐宋两个朝代。

2 译者的读者意识

翻译史上不乏翻译家关于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的言论,却没有系统的理论形成。真正聚焦读者的理论是酝酿、出现于20世纪六十年代末西方当代文学流派中的接受美学理论,接受美学突破了传统的以作家为中心或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研究,转向以读者为中心。1967年,尧斯发表了《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该文被认为是接受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派的“纲领性文献”。尧斯把文学史看成是“读者的接受史”,认为“文学的历史性”,“在于对文学作品的先在经验”(王卫平,1994: 3-4, 32),即“期待视野”(Jauss, 1982)。“期待视野”是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朱立元,2004: 61)。

翻译研究者后将该理论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从译者角度出发,该理论可以阐释为译者需要了解、满足、提升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把读者的需要、接受水平和审美兴趣等因素纳入自己的翻译过程,无不体现了读者意识对译者的重要意义。

3 蔡廷干的翻译策略:读者意识驱动

《唐诗英韵》在海外的成功传播很大程度上源于蔡廷干的读者意识,下文将聚焦他在《唐诗英韵》中的翻译策略,进一步探讨其精心选择译诗,并在翻译过程译中改造西方诗体、采用文化增译和归化处理的翻译方法所体现的读者意识。

3.1 译诗选择

《唐诗英韵》选录的122首绝句全部来源于《千家诗》。《千家诗》由宋代谢枋得《重定千家诗》和明代王相所选《五言千家诗》合并而成,是我国旧时带有启蒙性质的诗歌选本。《千家诗》“所选诗人不拘大家名家,既有一流诗人、帝王将相,也有无名氏作者打油诗;题材多样,山水景物、赠友送别、思乡怀人、吊古伤今、咏物题画、侍宴应制,比较广泛地反映了唐宋时代的社会现实” (张立敏, 2009),超越时代风尚而盛行。

从《唐诗英韵》的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蔡廷干翻译《千家诗》中的绝句时怀着这样的期待:希望西方读者从简短凝练的语言中领略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生活方式和宗教情怀,尤其是中国人性格中对闲适生活的追求、对豁达心境的渴望以及向往和平的愿望(Ts’ai T’ing-Kan, 1932: xi),这一译诗目的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国力日渐羸弱的中国需要塑造新形象,需要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是译者的爱国情结和政治主张的反映(张美伦,2013: 83-84)。

翻译《唐诗英韵》期间,中国国情堪忧,国力衰微,“天朝大国”的盛世不再,外国列强的侵略不断,转而已沦为“被挨打”的“落后”代表。彼时,蔡廷干长期负责外交事务,他本人虽不乏民族气节,并且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为中国争取到局部利益,对于中国局势的改变却也回天乏力。强烈的政治动机渲染着蔡廷干《唐诗英韵》的翻译工作,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世人传达中国人民热爱和平、追求美好的希冀和价值观,借此提升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形象,争取国际上更多的同情和支持。临近翻译出版时期,彼时国外的社会状况也不明朗。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加之经济危机的影响,西方文化陷入危机。人们希望从东方文化特别是古老而神秘的中国文化中寻找出路,“东方文化救世论”的思潮开始涌现,汉学再度繁荣,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美国的文人和学者对以唐诗为主的中国古典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庞德 (Ezra Pound) 的《华夏集》 (Cathay, 1915) 和洛威尔 (Amy Lowell) 的《中国诗歌一百七十首》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1918) 、《松花笺》 (Fir-Flower Tablets, 1921) 等多部中国古诗译作在美国国内引起轰动(马士奎,2012: 139),这无疑训练和提升了美国读者对中国唐诗的认知水平,为美国读者阅读和欣赏《唐诗英韵》提供了“先在经验”,换句话说,翻译《唐诗英韵》符合美国社会对中国古诗和中国文化的期待。虽然唐诗的接受是在蔡廷干翻译的中期才开始出现,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蔡廷干的诗歌翻译选择不仅仅具有隐含的政治意图,同时,还具有敏感的观察力和强烈的读者意识。

蔡廷干在译诗选择上的读者意识还体现在他寻求国外人士的帮助,在《唐诗英韵》的序言中,蔡对于给予帮助的外国友人给予了特别致谢。其中,杨格窝尔德博士 (C. Walter Young)的夫人还助其从手稿中选出了最能引起国外读者兴趣的诗歌名单(Ts’ai T’ing-Kan, 1932: xiii),无不体现了蔡廷干对西方读者的关照。

3.2 诗体改造

中西诗律有其差异性和规律性,诗体差异明显,这就决定了英译中国古诗不能照搬和移植中国古诗的体裁,否则,必然会造成僵硬的形式和扭曲的意义。

考虑到西方读者对诗歌的欣赏要求,减少他们在阅读中的困惑,确保读者顺畅的接受效果,蔡廷干在翻译中基本遵循以诗译诗的原则,根据中西诗律各自的特点对译作诗体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实现了传统英语诗歌体裁和中国古诗体裁的融会贯通,体现在诗歌的“阅”(外观形式:行数、长短、音节数)和“读”(朗诵体验:节奏、押韵)两方面。

在诗歌的外观形式上,蔡廷干基本做到了译作和原作的呼应和等效,体现在:除林淇的《宫词 二》(第49首)(马士奎在其“蔡廷干和《唐诗英韵》”这篇文章中说到蔡廷干将该诗译为六行,有误)译为八行之外,其余诗歌均为等行翻译。其次,体现在译作四行基本等长。蔡遵循“一个汉字英译为一个或两个音节”的原则(Ts’ai T’ing-Kan, 1932: ix),因此译作中每行的长度和音节数大致相当,给读者带来了整齐的形美效果。

蔡廷干对诗歌朗诵体验的追求主要表现在对节奏和押韵的把握上。他将五言绝句主要译为抑扬格五音步,将七言绝句主要译为抑扬格六音步,形成了强烈的朗读节奏感和动感;在诗歌的押韵上,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大多是第一、二、四行押韵,或首行不入韵,第二、四行押韵,而在翻译中,蔡采用的是英诗中的偶体诗 (rhyming couplet) 或交韵诗(alternate rhyme) (Ts’ai T’ing-Kan, 1932: x)。

因篇幅所限,本着体现上文所述所有诗体改造的翻译策略的原则,现分别只举一首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来说明蔡廷干在改造诗体上所做的努力:

例一:

17 李适之

罢相作

避贤初罢相,

乐圣且衔杯。

为问门前客,

今朝几个来?

Poem17 Li Shih-Chih

WRITTEN AFTER RETIRING

AS MINISTER OF STATE

ˇ ˉ│ ˇ ˉ│ ˇ ˉ │ˇ ˉ│ ˇ ˉ

To worthier hands I leave the rule of

state,

ˇ ˉ│ ˇ ˉ│ ˇ ˉ│ ˇ ˉ│ ˇ ˉ

T’enjoy my wine and while my time

away.

ˇ ˉ│ ˇ ˉ│ ˇ ˉ│ ˇ ˉ│ ˇ ˉ

Of those who once came crowding at

the gate

ˇ ˉ│ ˇ ˉ│ ˇ ˉ│ ˇ ˉ│ˇ ˉ

A few may now appear at early day.

* “ ˇ ” “ ˉ ” 分别代表轻音和重音,下同。

李适之的《罢相作》为五绝,该诗英译与原作一样,均为四行;原作为每行等长,译作每行分别为9、8、9、8个词,且每行均为10个音节,基本等长,就“阅”来说,基本再现了原作外观形式上的形美。就“读”来说,原作为2-3的整齐节奏,译作四行均为抑扬格“轻-重”的节奏,节奏感强,充满动感;且押韵方式为交叉押韵,符合传统英语诗歌的体式,“读”的感官体验良好。

例二:

105 杨万里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Poem 105 Yang Wan-Li

SEEING OFF LIN ZI-FANG

AT JICI TEMPLE AT DAWN

ˇ ˉ│ˇ ˉ│ ˇ ˉ│ˇ ˉ│ ˇ ˉ│ ˇ ˉ

Ah, truly, on the Western Lake in

summer days,

ˇ ˉ │ ˇ ˉ│ˇ ˉ│ ˇ ˉ│ˇ ˉ │ ˇ ˉ

Are scenes surpassing all the other

months’ displays.

ˇ ˉ│ ˇ ˉ│ ˇ ˉ│ ˇ ˉ│ˇ ˉ│ ˇ ˉ

Now endless verdure of the lotus meets

the sky,

ˇ ˉ│ ˇ ˉ│ˇ ˉ │ ˇ ˉ│ ˇ ˉ│ˇ ˉ

And sparkling lilies, too, assume a

redder dye.

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原书误将该诗认作苏轼的《西湖》,该译作的中英文题目和作者均出自笔者)为七绝,该诗英译与原作一样,均为四行;原作为每行等长,译作每行分别为9、8、9、8个词,且每行均为12个音节,基本等长,就“阅”来说,基本再现了原作外观形式上的形美。就“读”来说,原作为2-2-3的整齐节奏,译作四行均为抑扬格“轻-重”的节奏,节奏感强,充满动感;且押韵方式为偶体诗的形式,符合传统英语诗歌的体式,“读”的感官体验佳。

3.3 文化增译

增译常用于文学和文化翻译,起着补偿缺失的作用。“缺失”源于源语文化圈和译入语文化圈社会生活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不同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社会文化生活体验和经验,这样的“文化缺失”和“经验缺失”容易给译入语读者的理解造成困难。增译,就是在“使用目的语对应词译出原文词的基础上,适当增词,以便在目的语中增译出源语读者视为理所当然,而目的语读者却不甚了解的东西。这种手段常用来明示原文词汇的文化内涵,或者向读者提供理解原文词汇所必须的相关信息。”(夏廷德, 2006: 203)

中国古典诗歌文化内涵丰富,对普通西方读者而言,理解和欣赏中国古诗是一项挑战。蔡廷干在充分考虑到英语读者对中国古诗和中国文化的认知水平因素,在翻译《唐诗英韵》时,有意识地采取了文化增译的翻译策略,这一点在标题翻译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蔡廷干将第七首《观永乐公主入蕃》(第7首)的题目译为“永乐公主,鞑靼王子的新娘” (LINES TO PRINCESS YUNG-LO, BRIDEOF A TARTAR PRINCE),鞑靼人是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鞑靼”在英文中还有“凶悍的人、难对付的人”的意思,这项增译,既对永乐公主的身份进行了补充说明,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读者进一步了解其背后的故事,进一步推动读者通过注释了解更深层次的文化信息,帮助读者理解诗歌的内涵:诗里用夸张,用对比,用形容,等修辞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一位和亲公主的气质和品德。

在翻译最后一首《秦淮夜泊》(第122首)时,蔡廷干为秦淮添加了更加详细的方位信息 [ANCHORED AT NIGHT IN THE CH’IN-HWAI DISTRICT (NANKING)]。相比于“秦淮”,“南京”在西方读者中的熟知度更高,这样的标注可以减少读者的陌生感,拉近读者与诗人的距离。然而,这个标注中却犯了一个错误,“秦淮”可指代秦淮河,又是古时南京的别称。从中国古代史来看,北宋时期,南京属江宁府,1129年,宋高宗赵构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作为行都,为江南东路首府。进入近代史后,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南京。4月18日在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定南京为首都,同年置南京特别市。1930年改为院辖市(直辖市)。对比宋朝行政区划“路府州县”以及南京在近代的历史沿革,不管是在《秦淮夜泊》写就的时期,还是在蔡廷干翻译该诗的时期,“南京”都是“市”级行政区划,“DISTRICT”有宽泛的“区域”的意思,也有“行政区”(低于市一级行政区划)的意思,加在此处难免会有歧义甚至产生错误,然而蔡廷干对读者因素的重视可见一斑。

3.4 归化处理

从翻译实践来看,“不论是在当代还是在历史上,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归化)的原则似乎是占了上风”(郭建中, 1998: 17),这影射了译入语读者因素对译者的重要意义,也隐藏着权力与翻译之间的一场角力,在这场角力中,翻译往往处于劣势,处在从属地位。蔡廷干翻译《唐诗英韵》也是在权力和翻译的角逐场上展开的。

在20世纪初,因为战争的缘故,政治上,中国的国际地位受到极大的挑战,文化心理上,国人渐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苏醒。文事武功兼备的“儒将”蔡廷干是这一切的亲历者,立志改变的愿望也因此更加强烈,翻译《唐诗英韵》就是有力的证明,他要通过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向西方世界传达中国人民对和平的热爱和向往,改变西人对中国和中国人们的看法。

中国在战争角逐场上的落败,造成了中国古诗的英译在权力与翻译的角逐场中处于弱势地位,造成了《唐诗英韵》大量的归化处理,主要体现在官职、时间和节日的翻译上,马士奎(2012: 141)对蔡廷干的归化策略做了比较详细的考察。笔者在此做一些补充。

中国古代官制不同于西方,必要时用西方相应官职替代的归化处理方法可以让西方读者对官员的身份、地位有大致的了解,也助于读者对文章内涵的把握。太守是中国战国秦朝时期郡守的尊称,至隋初遂存州废郡,以州刺史代郡守之任,此后太守不再是正式官名,仅用作刺史或知府的别称,历史沿革较为复杂,但可以理解为地方行政长官,与西方文化中的“GOVERNOR”含义接近。蔡在翻译《答武陵太守》(TO THE GOVERNOR OF WU-LING)(第52首)时采用了归化处理,简洁地传达了诗人倾诉对象的身份,为理解全诗做了铺垫。

在时间翻译上,蔡把读者的接受水平放在首位,把中国农历月份顺延一月,改为西历,把中国古代纪年转换成公元纪年,且在书末的注释和年代表中给出了唐宋两朝的纪年表、该时期罗马教皇、主教以及英国君主在位表,把清晰的时代图景展开在读者的眼前。

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归化处理也很明显,如“清明”被替代成西方的“万灵节”(“ALL SOUL’S DAY”) (第53首),通过这样的处理,读者对诗中的情境及诗人的心境或许能感同身受,马士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提醒读者注意,在翻译第54首《清明》的标题时,蔡选用“FEASTTO THE DEAD”,存在译名前后不统一的问题。

4 结论

以上是笔者从译者的读者意识这一角度切入,对蔡廷干在《唐诗英韵》中的翻译策略的初步挖掘。在译诗的选择上,蔡廷干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并把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考虑在内,借助国外人士的帮助列出最可能受西方读者欢迎的诗歌列单,其翻译选择可谓细心、诚心、精心;在具体的翻译操作中,为满足西方读者阅读和欣赏需求,蔡找出中西诗律中的联结点,对译诗诗体作出改造,在诗歌行数和长度上保持整体的一致性,并主要以抑扬格五音步译五言绝句,以抑扬格六音步译七言绝句,保持音节的统一和节奏的连续,在押韵上借用传统英语诗歌中的双行押韵和交韵,基本再现了原诗的韵律感;在翻译文化内涵丰富的词项时,尤其是标题中的文化词,蔡采取文化增译的手法,在满足读者期待视野的前提下,做提升读者期待视野的适当努力;在翻译中国特色的词汇,如中国古时候的官职、帝王纪年、中国农历以及传统节日时,蔡灵活地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降低读者的理解成本、拉近读者与诗人的距离,译者的桥梁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蔡廷干深厚的中西文化底蕴和推介中国文化的良苦用心可从此番考察中窥见一斑。诚然,他为译者树立了榜样,也必将鼓舞新时期的译者为推动中国古典诗歌和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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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朱立元. 接受美学导论.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作者信息】钱学伟,1991年生,女,浙江湖州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